【文/网专栏作者 扬之】

近日，默茨在德国外交部的驻外大使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，德国外交旨在维护本国的自由、和平与繁荣。内政、经济、贸易、国防和外交政策不应再被割裂开来考虑，“而必须将一切置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维度中”。

在谈到对华政策时，默茨重申，德国政府尽可能寻求合作，例如在气候保护政策和全球危机领域。但与此同时，与中国的制度性竞争正在加剧。他指出，为了“长久保障德国的安全及竞争力”，出于战略主权的考虑，“实现贸易和供应链多元化”必须成为优先事项。为此需要建立更多、更紧密的伙伴关系——特别是与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巴西、墨西哥、阿根廷等拉丁美洲、非洲和亚洲国家。

根据此一外交“新政”，外长瓦德富尔（Johann Wadephul）在过去一个月内先后两次飘洋过海来到亚洲：八月下旬的目的地是日本和印尼，九月初又访问了印度。

2025年9月3日，德国联邦外交部长瓦德普尔在印度小试曲棍球时表示：“德国和印度同属一个团队。”

从行程和议题而言，瓦德富尔对这三国的访问虽然侧重点有所差异，目的多重，但针对性明确，不可谓不精心设计。

在当前的双边关系中，中日之间问题颇多，主要体现在对历史反省、台湾以及钓鱼岛问题上；北京与雅加达的政经合作虽然颇为密切，但围绕南海部分岛屿仍存在未解决的矛盾；中印关系最近似乎有所缓和，可根本问题依然存在。

其次，无论从地缘重要性还是经济体量上看，德国认为这三国在亚洲都颇具代表性：日本发达的制造业、科研和高科技基础；印尼的战略矿产（镍、煤、锡等）、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源；印度的信息科技人才、技术外包中心地位、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潜力等。

最后，三国之间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；在战略合作方面，除印尼相对模糊之外，日本和印度都有明确的指向和合作，如针对中国的所谓的“四方安全对话”（Quad）。域外势力对东亚及南亚的渗透和介入，三国（特别是日印）不同程度地起着“基地”和“桥头堡”作用。

默茨政府将这三国视为“减少对华依赖”（De-Risking）的“关键伙伴”，其用心可见一斑。

“减少对外依赖”本身没毛病，因为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，多极趋势越来越明显。德国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抛弃，还有自身“躺平”带来的停滞不前。与他国发展和加深关系也没毛病，因为外交事务本就属于各国自己的内政，为本国寻找多条出路实属正常。

问题是，调整外交重点为何要以诋毁中国和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为手段呢？如果柏林对华有怨气和不满，完全可以通过双边交流来沟通和解决，毕竟之前的中德关系基本上一直是相互成就，而非一方单向施舍另一方。

很遗憾，瓦德富尔在日本和印尼对华发表不友好言论后（请见拙文《走了个“好为人师”的贝尔伯克，来了个“莫名其妙”的瓦德富尔》），最近在印度又一次针对第三方，呼吁印度“共同捍卫国际秩序以对抗北京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背后的动机，分明是在利用一些邻国对中国崛起的“不适应”和“不安感”，通过强化“中国威胁论”见缝插针地进行战略布局，扩大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存在，确保资源和产品供应链，扩大出口市场。

其实，从上届政府开始，“疏中”已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基调，估计短中期内已不可逆。这个新政有三面大旗：以“民主、自由、法制和人权”为标签的价值观，以自身和欧盟经济为基础的实力底牌，以维护所谓“基于规则之国际秩序”为依据的正当性。

但是，德国以及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各种作为，让许多国家看清了“价值观”的双标面目，经济实力的疲软现实和“规则秩序”的霸权本质。因此，瓦德富尔最近在亚洲的言行“损人”是肯定的，但最终是否能“利己”还是个很大的问号。

“脚踏几条船”：印度的外交传统与战略布局

近年来，全球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，多极化趋势明显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加剧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印度的重要性逐渐凸显。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以及全球第五大经济体，印度不仅是区域事务的重要参与者，更在全球战略布局中占据了相当的地位。

印度的崛起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的增长，更在于其通过港口建设、交通网络、国际贸易及多边外交所展现的战略自主性和灵活性。印度的全球策略不仅围绕经济利益展开，还涵盖安全、政治与文化等多个维度。这一综合战略使印度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，也成为西方在印太地区寻求平衡中国影响力的重要合作伙伴。

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的地缘考量和冷战意识惯性（“对手的对手即盟友”），想当然地将印度视为联合对象。但印度的政策更强调国家利益和战略自主，而非单纯的价值认同；其“脚踏几条船”的外交传统也给西方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和挑战。

印度的地缘战略、外交政策和多边参与不仅对南亚及印太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，也对西方在全球战略中的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德国及欧盟在制定对印战略时，一方面需要充分认识印度作为“全球南方声音”和多极秩序中重要一极的角色，同时也要意识到它不可能成为单纯的西方“附庸国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