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，已赘述文章结尾1959年春天，吉林丰满水电厂的大坝前，一台苏制相机“咔嚓”一声，定格了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身影。那会儿他刚满31岁，穿着朴素的工作服，神色专注，站姿笔挺。后来这张照片在2019年他去世后才被公开。一出来，很多人都在讨论他年轻时有多帅。可在看档案的时候我发现，照片里真正值得注意的，不是外貌，而是他为什么出现在那个地方。他叫李鹏。

那一年，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说起来，这个决定其实挺出人意料的。1955年，李鹏从苏联留学回来，学的是水力发电。在莫斯科动力学院，他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几个之一。按常理说，这样的学历背景，回国后留在北京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再加上他三姨赵世兰当时是燃料工业部人事司司长，住的就是市中心，条件不错。

可他居然主动要求下基层？这事儿在当时不算常见。当时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找他谈话：“你是留在北京当我秘书，还是去基层？”话说得很直接，没有绕弯子。谁都知道秘书这岗位意味着什么——资源、人脉、升迁机会，可李鹏没犹豫，当场就说：“我去基层。”刘澜波没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档案里记载得很简洁，但这件事在电力部内部传得很快。那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要搞清楚，还得往前翻。

1931年，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在海南被捕牺牲，年仅28岁。那年李鹏才三岁。母亲赵君陶后来带着孩子辗转生活，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，日子过得不容易。但她一直没离开革命队伍，后来担任湖北妇女协会宣传部长，还编过《湖北妇女》刊物。1941年，13岁的李鹏被周恩来安排去了延安。那会儿延安的条件不用多说——吃粗粮，住窑洞，穿打补丁的衣服。

可就是在那儿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系统的政治教育，也见到了很多后来改变中国的人。李鹏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话：“延安让我明白，什么叫信念。”外界一度传言他说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“养子”。其实不准确。但他们确实待他像亲人一样。延安的烈士子弟多，他们管周恩来叫“周伯伯”，叫邓颖超“邓妈妈”。

这种亲密不是血缘，是责任。1948年，李鹏被送去苏联留学。那时候中国还没建国，能出国念书的都是极少数。他选的是水电专业，不是别人安排的，是他自己提的。他说，听说国家将来要在长江上建大水电站，他想提前准备。所以，1955年他回国的时候，早就想好了，不留京，要去一线。

他被分到了吉林的丰满水电厂。当时那儿还在扩建，环境艰苦，设备老旧，技术人员紧缺。李鹏一来就被安排做见习厂长，什么都得从头学。档案里写着，他刚去的前两个月，天天下工地，晚上还在厂里蹲着看资料。有一次，厂里机组出故障，他带头钻进设备间检查。一个老工人劝他：“李厂长，您是留苏的，别进去了，油多脏。”他摆摆手，什么都没说，拿起工具就下去了。

这事儿后来传开了，厂里对这个年轻领导的印象立马就不一样了。李鹏在丰满一干就是十多年。期间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还先后担任过副厂长、总工程师、调度局局长。那时候东北的冬天冷得要命，厂里有时锅炉断气，大家就在会议室烧火盆开会。他每次都坐最后一排，不怎么说话，但记得特别仔细。1965年，他调去阜新火电厂，那时候这地方正准备扩建成“亚洲最大火电厂”。

他当时才37岁。阜新厂的技术难度比丰满更高，而且涉及火电系统，跟他学的水电不完全一样。但他还是接了下来。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，李鹏突然被调回北京，担任北京供电局代理书记。任务很明确——补位。因为当时供电局干部严重短缺。从东北回京，他自己也挺意外。见到刘澜波后，对方只说了一句：“你该更全面了解供电系统。”这话后来成了他研究电力体制改革的起点。从丰满到阜新，再到北京，李鹏几乎把中国电力系统的主要板块都跑了一遍。水电、火电、电网调度，他不是从书本上学的，是在现场“蹲”出来的。1988年，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。这时候很多人突然发现，这位总理是从电厂出来的。可那张1959年的照片，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。照片里，他站在丰满水电站的大坝前，身边没人，背景是水流和混凝土。没有摆拍，没有造型。他的神情不像工程师，也不像领导，更像一个对未来正在琢磨的青年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：“李厂长”。参考资料：李鹏，《李鹏回忆录（1928—1983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14年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，《周恩来年谱（1898—1976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7年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简编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。中国电力出版社编，《中国水电发展史》，中国电力出版社，2005年。